萧军与王实味素不相识。在延安，萧军工作在“文抗”，王实味任职在中央研究院（前身为马列学院）。那么，萧军怎么搅到“王实味事件”里去了呢？说来话长。
王实味于1937年从上海奔赴延安后，一直在马列学院编译室任特别研究员。四年间，他翻译了近200万字的马列经典著作，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过贡献。但王实味性格狂傲，好像只有不断地向权威挑战，才是他人生的乐趣。他在延安《解放日报》上先后发表了《野百合花》、《政治家·艺术家》等杂文，还办了壁报《矢与的》。有几期《矢与的》还贴在布上，挂在延安最热闹的地方，看的人像赶庙会一样，一时出尽了风头。王实味的文章对延安的社会生活和革命队伍中的人际关系，进行了尖锐的指责和批评，相当片面和偏激。在整风中，当时文艺界一些写了错误倾向的文章的同志，受到了批评，但他们很快都做了检讨，党也宽恕了他们。惟独王实味不肯承认自己有错误，因而批评也就不断升级：由思想政治错误上升成“托派”、“国民党特务”，最后加以逮捕。五年之后，王实味终于在山西兴县被杀头。四十九年后，王实味得到平反昭雪……当然，这都是后话了。
在批判王实味不断升级的时候，有一位既是王实味的朋友，又同萧军熟悉的作家跑来找萧军。这个人知道萧军同毛泽东的交往，恳请萧军去向毛泽东反映情况，幻想毛能看在萧军的面上对王实味从轻发落。萧军自恃与毛泽东的友情，便不假思索地答应，并登门说项，想不到碰了软钉子。毛泽东虽然态度友好，但断然拒绝了萧军的说项。毛说：这事你不要管，王实味的问题复杂。他不是一般思想意识错误，他有托派和国民党特务嫌疑问题……萧军虽然听从了毛泽东的话，不再过问这件事，但消息很快传开了，说萧军到毛泽东那里替王实味告状，引起一些人的强烈不满。
过了不久，萧军随同“文抗”的同志们到王实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参加批判王实味的大会。会场比较混乱，王实味每说句什么，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……萧军坐在会场后边，听不清前边人们说些什么。他便烦躁起来，站起来大声喊：“喂……让他（指王实味）说嘛，为什么不让他说话！”会场上人们目光一时间集中到萧军身上，萧军也毫不在乎。散会的时候，在路上萧军向同行的人们表示了自己的不满，认为这种批判缺乏实事求是的说理态度，并以自己特有的语言方式说了几句粗话，如“往脑袋上扣屎盆子”之类，被一位女同志向“文抗”党组织汇报了，于是形势严峻起来。
几天后，中央研究院派了四名代表到了萧军住处，向他提出抗议，指责他破坏批判会，要他承认错误，赔礼道歉！萧军勃然大怒，不但拒绝了，简直是把四名代表给轰出来。萧军怒气未息，专门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上呈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，说明事实经过，阐明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。他把这份材料取名为《备忘录》。
1942年10月9日下午，延安召开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“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”，萧军出人意料地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《备忘录》。这一惊人之举真像火上加油，立即展开了激烈论战。党内外七名作家轮番上阵，萧军孤身一人，奋战群儒，毫不怯阵，越战越勇。整个两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，无一人退席，都想看个究竟。从晚上八点一直论战到凌晨两点，足足六个时辰也收不了场。大会主席吴玉章同志站起来劝解说：“萧军同志是我党的好朋友，他今天发了这么大的火，一定是我们有什么方式方法上不对头，大家以团结为重，互相多做自我批评吧！”吴老的话，使萧军感到温暖，他又想起毛泽东叮嘱的“要故意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”的话，便尽力压下怒气，尽力心平气和地说：
“我先检讨检讨，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，行不行？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你们的百分之一……”
会上，有一位作家不顾吴老的调解和开导，盛气凌人地说：
“我们一点也没错，你是百分之百的错！告诉你，萧军，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，丢掉你一个萧军，不过九牛一毛……”
萧军刚刚平息下去的怒气，立即又爆发了。他腾地站起来，拍案大怒，说：“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揽过来了，你连百分之一的错都不肯认账！那好吧，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，我这个‘毛’绝不去依附你那个‘牛’；你那个‘牛’，也别来沾我这个‘毛’，从今后咱们就他妈的拉、蛋、倒！”萧军用手势把最后三个字一顿一顿地喊完，拂袖而去。
这次会后，萧军无形中已被扣上“同情托派分子王实味”的罪名。待到1948年秋发生“文化报事件”时，这笔老账就被重新翻出来了！对此，萧军晚年曾自嘲说：“这叫新账老账一齐算！好在我是债多不愁，虱子多不咬，哈……哈……哈……”
应当说，萧军在王实味问题上惹起的风波，并不是一个成熟革命者清醒的理智判断，而是一种感情用事造成的纠纷，这给萧军后来的政治和文学生涯，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。
（本文摘自《百年潮》2000年第1期《延安整风中的萧军》）
|
